《纽约时报》杂志刊载巴尼特的访华文章：《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完） [复制链接]

（续昨）
    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大量的建筑现在都显出一副破败的模样。除了大部分建在郊区的新工厂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新建筑要算工人住宅区了。其中不少虽然式样简单，却很漂亮，多半是建立在郊区工厂附近。因此，中国城市的巨大发展是向郊区或近郊区扩展的，而城市中心则改变不大。
    目前中国城市的街道比过去干净多了，很多路旁都种植了许多新树，更是锦上添花。但是空气污染成了一个严重问题，而普遍的简朴气氛则突出地表现在缺乏现代化城市交通设备。城市里最基本的、压倒一切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机动车辆由于稀少，特别显著；比之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城市里的汽车少得多了，也比今日亚洲其他大城市里的汽车少得多。原因很清楚，就是当政者决心节约；腿力比汽油或电力要便宜得多啊。同样也出于节约的目的，一般用于取暖和照明的耗能量也减少了。到处看不到明亮的灯光，灯泡也节省使用，因此一到夜晚，城市就显得暗淡阴沉。从中国中部到整个南方，绝大部分的建筑——包括以前有暖气设备的——现在都没有暖气，因此人们在城市里也必须和在农村一样，穿上棉衣。
    尽管经济上朴素，但是城市丝毫没有被贫困所笼罩。中国最大的目标（也是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就是消灭极端贫困，和提高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使之达到过得去的水平。这至少在我们所访问的地区是这样的。我们所到之处（包括城市、郊区和农村），从未看到那种过去常见的折磨人的穷困现象，悲惨的乞丐或敝陋的城市贫民窟，（虽然有些作家把过去的情况过分夸大了）。现在看到的一般中国人是相当健康的，温饱的。
    然而，如果要对这些成就给予正确的评价，就应该承认，保证人人可有的这个低生活水平，确乎还是很低的——实际上是简陋的——而之所以能取得这个成就部分是由于降低了很多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城里的富豪已经被消灭。
    中国政权所做的，是给全国人民提供了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至少在大跃进以后的灾荒、困难时期结束后的十年中，做到了这点）。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对基本粮食和棉布（包括做成的棉布衣服）实行了定量分配，并维持了低而稳定的价格，它实际上对房租采取了津贴办法，使房租极低，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它大力推广了教育和基本保健事业而将二者收费很低。然而，除此以外，其他消费品价格，和服务性行业收费，虽然一直十分稳定，大部分都是高得惊人。
    访问中国的人要对中国农村地区得出一个哪怕是印象式的鉴定，也是很困难的。然而，我同样体会到一种与过去相联系的延续感。古老的农舍，农民在田间一如往昔用手劳动——这一切使我感觉到那种自古以来人与自然间的根深蒂固的谐趣，仍然继续着。然而，很快就能发现那里确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人们到处看到为修建新水渠、水沟、池塘和水库而进行的大量工作。这种努力——这在中国有其古老传统——在促进农业稳定和增长方面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电气化在农村也大大发展了，新的电线已深入到农村。它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灌溉中大量应用了电力水泵，农村遍地是小水泵站。农村电气化也促进了农村小型工业的逐步发展。其他的变化是：土地经过修整并扩大了；男女在地里集体劳动，而不是单个或三、五成群；山旁和路边新种植了大量幼树（供取材、防止水土流失和遮荫之用）。
    在我们所访问的公社里，新引用的种子和一些新的耕作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方面的“投入”，自从中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决定优先发展农业以来，是显然增加了，虽然速度较慢。然而也很清楚，中国农业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得到戏剧性的“改造”。农业机械化工作只刚开始。
    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显然有理论上的和潜在的有利条件来兴办集体农业。农业集体组织可以有较多的公共积累，用以添置现代农业设备，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规划，更合理地使用土地，更全面地利用劳力和其他资源。人民公社很可能在中国农村取得了同政府在城市实行各项政策所取得的某些一样的效果：维持一种农村生活的最低水平，减少农村的贫困情况，消灭悬殊的工资差别，以及增强农民在遇到灾荒时的安全感。
    为减少物质奖励付出了何等代价，是难以判断的。几乎肯定的是付出了代价的，可能是相当高的代价。正因如此，某些中国领导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主张从当时已经后退了的集体化再后退大得多的一步。但是，或者由于公社的优越性，或者与它无关，总之，公社从那时起曾使全国农业生产得到了缓慢但是稳步的增长。据西方经济学家估计，自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以来，农业增长率总是略高于全国人口增长率（百分之二）——这在中国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啊！
    中国这个国家（美国正在和它恢复邦交）是一个十分自豪的国家，它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决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稳步地走向对世界事务起主要作用的地位，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同巨大困难斗争着并面临许多动荡不定因素的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重新建立正常化关系是一个历史任务，这对建立国际关系中适当的平衡和亚洲和平都是必不可少的。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值得乐观的。然而，为了建立一种有意义的、持久的、日益友好的关系，我们不仅应该怀着善意，而且还必须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去对待中国，勿抱幻想，勿存幻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