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由去做一个真正的人》 [复制链接]

    【本刊讯】英国《今日中国》十二月号刊登费利克斯·格林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有自由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全文如下：
    我想完全以个人的意见非正式的谈一谈特别关于自从我今年上半年在中国访问了五个月回来之后在我心里的一些想法。我不打算给你们一张关于中国成就的一览表，固然这些成就是伟大的，因为对这些成就，今天在座的一定相当了解。即使不是如此，这也不是我今天下午真要谈的。
    我曾经想过，很了解中国并积累许多中国实情，这本质上，意义不大，除非我们可以设法把它联系到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个人。我知道有不少人，他们富有关于中国的知识，他们尽量阅读一切有关中国的书刊，并且到过中国，但是，这些人仍然没有抓住本质。他们看见的以及他们积累的实情与他们自己的觉悟之间存在着一个距离。中国所进行的一切，对全世界了解这种情况的人，是一个鼓励。中国正在做的一切，我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可是，我们不会就听之任之。作为个人来说，我认为，中国所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一切，尤其文化大革命以来，做到了象一个强有力的探照灯，照耀着我们的社会。我们当然认为，这就是关系，并且，再从个人说来，这就是我自己的行为，我自己的意识和我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
    几天前，我遇到了一件带至国内的不得要领的而仅仅积累中国实情的事情。
    当时，我听到了一位美国很有名的中国通人士讲话。他才从中国访问了五个星期之后回来的。他在本国素负威望。他有一个浩大的有关中国情报的心理档案索引。在中国访问期间，他又多多少少地充实了他的档案索引来包括直到最近的情况。然而，当我听过他的讲话之后，他简直好象没有去过中国一样。他的讲话带着许多先入之见，并且从他自己特有的有色眼镜里，他仅仅观察到那副眼镜所许可他看到的东西。他说中国人不会欣赏西方的技术成就，因而他感到悲伤（这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思想）。他已经看到中国将发生必然需要更多的消费品同中国技术不能供应之间的一个危机。他接着说，现代技术确实需要一个优秀分子。
    据我看，他丢掉了中国人民今天正在努力去做的真实要点。这要点就是用技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它来管理社会。他们相信，人民之间的关系比积累财富更为重要。人民可以占有技术上的技能，如果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关系，结果他们仅能成为一个“优秀分子”而已。
    这个美国教授，在他自己，是一位正人君子。我不打算贬低他个人的地位。我仅用他来说明，仅仅积累中国的实际情报，未必一定会帮助一个人洞察中国人正在努力工作的实质。至少对我来说，这说明有些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调节过程的奥妙所在，我们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全都一直遭遇到的。
    这次去中国访问使我对复杂性、微妙性以及一切渗透影响，比之以前更加明白了。从我们一出生的时候，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给我们施加影响了。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肯定地影响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道德真谛、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志向。我们思想的根本结构受了我们社会上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我们年青时候就开始，好比说水泥还没凝固的时候。
    我们感到十分困难来适应我们的调节过程，它渗透到我们的整个生存年代里，我们发觉自己已经被制约了。同样的困难是，人们只要看一看传给我们的这种“文化”货色，诸如伦敦西区戏院（绝大部分），电影院、各种娱乐、英国广播公司——你们知道的、以及这些东西的整个范畴，就能体会这种完全没有政治意义以及谨慎小心地原封不动达到了什么程度。
    我也想到各式各样的神学给我们的影响——如宗教神学、王权神学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种族无知。还有一种人们称之为“民主”神学。那些支持原状的人们成功地让我们援例行事，即每四年在选票上给两位半斤八两的先生中的一个画上一个十字，我们就算“民主的”。但是，按我的想法，民主更多的涉及我们相互间的感受和行动，而不是仅仅作为投票机器。
    我们专注于民主进程的正当状况，这，我相信，是要使二个社会成为真正民主的起码的主要因素。民主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千根线，信任的线、相互尊重爱护的线——
    一切使我们觉得互相是一个人，而不是互相提防着、互相戒备着。我们应造成一种气氛，要求我们不要粗鲁或争逐。我曾经想到，民主与竞争是互相矛盾的
    ——一旦竞争进入，民主意义即消逝。我们必须注意，资本主义的竞争已经发展到极端的这种社会、美利坚合众国，把人民驱逐到何等悲惨、孤立、人情剥夺、强暴的地步。美利坚合众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它的有关竞争的思想体系否认极为重要的人的价值。它决不是已把民主方式发展到一个较高程度，相反的，那里的民主的活精神已经死亡。人与人之间，如此的漠不相关及相互畏惧，因而现在很少人敢于夜间在城市街道单独行走了。（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中国朝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行动着。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城市，日夜任何时间，没有一个人，无论他是陌生人或外国人，独自在街上行路，会感到有丝毫的紧张。在中国，你感到异乎寻常的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一个人对任何其他人是一个陌生人。
    我们的教育制度当然竭力扶持这些已经在我们自己身上扎根很深的偏见和制约条件。对有些人，教育树立一种内在的特权感和优越感。我不责备那些出身于伊登和哈罗（两所英国贵族学校
    ——本刊注）或其他中等学校的孩子们，他们自认为优秀分子。我们不去责备他们，因为从整体来说，这是一个社会的结构。于是，对少数人，教育提供这样的气候，使他们觉得他们有些特殊，离开了普通的人。我们的教育制度对其他的人——确实绝大多数的人，也树立一种深度的自卑感、社会上的自卑感、教育上的自卑感。总之，有特权的成为没有特权的，这就形成一种信念：这个社会具有这些区分是合乎自然法则。因而这个社会无法加以变更或者甚至加以彻底改造。如果这国家的劳动人民实在是想改变情形，这权力是在他们的手中。但是，他们已经受到制约的，对那些所谓受教育者有一种虚伪的尊敬，所以他们也已被阻止采取行动。
    这一切（这当然是有意的）引起了我们的根深蒂固的西方怀疑主义，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能够抓住我们的社会，并加以改造。
    这没有什么稀奇，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不可以忘记，中国在它的社会里已有这些制约因素，并且在有些方面，这些制约因素，比之我们西方社会，实施到更大的极限。过去中国有了它的优秀分子——受过教育的富人、地主、大企业家。它也有了它的知识分子，他们深深相信他们社会的优越性。中国人有过沙文主义的罪过，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认为中国是一个贮藏了人类文化的一切精华的仓库，而其他国家则缺乏教养，是应该受到非议的大国沙文主义。
    因此，中国革命领导们与这一切问题作斗争——我们面临的和为难的同样问题，同样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以及认为根本改革不了的同样怀疑。我们这里的权力是在少数人的手里。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为提供优秀知识分子而制定的。难怪，毛泽东首先就说“要懂阶级斗争”。至少对我来说，这就是中国所主张的最核心的根本的要素，并且是这样告诉我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是包括在内的，我并不是用它的正式意义来理解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当然，我也不是把阶级斗争理解为象我们谈到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区分，如“上层中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等等使用阶级这个字那样的无气无力。但是，我特别想到我们自己个人之间的斗争。我认为，我们的努力一定从确认我们是受阶级制约的生物起始。我们判断这里和那里的社会，是通过我们的特种有色眼镜的。我们还是从我们妥协开始好。对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中国人也认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经过原先的革命，而且还需要经过一个第二次革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来真正唤醒中国人民认识到他们中间仍然带着区分、阶级、特权、优秀主义等的遗产·克服这些东西是革命改造的一部分，与夺取政权的起初斗争同等重要。
    我从中国带回来的教训，确是一个很深奥的教育。我不能正当地对待它，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人们应坚信，不仅社会结构一定要改革，从而使管理权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而且除非人类自己也得到改造，这种改革将会消灭，甚至最后被推翻。
    我早些时候提起的哪一位教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在这里谈谈。他说。他在中国没有发现对个性尊重和个性的发展，这些在我们西方给以高度评价。换言之，他感觉在中国缺乏个人自由。这值得简略地提一下，对给西方团体谈中国情况的任何人来说，他的说法确是大障碍物之一。
    我相信，我们对个性培育的意义以及我们对自由概念，也是受阶级制约的观念。这些观念也是普遍流行的社会制度灌输给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自由”观念当然大都来源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以及新兴的企业主不受任何社会统制的自由。本质上，这种自由可以用来表达“我是第一”、“人人为自己”、“抢夺我所能抢夺的”；假若每人如此行动，社会（理论如此说的）总会获得利益。这就是新十九世纪资本家的基础哲学。我们后来放弃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的概念的定义，但我们根本上仍然在资本主义的“我是第一”的荆棘中行动着。在一个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为了生存，个人主义是必需的。为了成功，我一定得追求，我一定得发展自己，我一定得挣更多的金钱，其结果发展了“我”、“我的个性”、“我的创造性”等等的神圣观念。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观念要让我们去触及和设法通过。但是，这问题，我开始要问自己的是：“我的个性”的发展，我们把它捧得高高在上，是不是唯一的自由？或者，这真正是自由吗？中国人对我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下的个性的概念其实不是自由，却是另一种的束缚。在我内心中，这是对“我”的束缚。这是我的围墙。我的个人奋斗、志向、恐惧、防范等把我和其他人分开了。这个“我”是牢狱，我们是深深知道的。我们是如何的憎恨它！不断去竞争、比别人更聪明、比别人受更好的教育、有一个更好的职业——我经常拼命去胜于别人，或者自我吹捧，也晓得任何成功发迹的阶梯通常都得非牺牲别人不可。我们称之为自由！
    一个合作的社会发展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伦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由概念，这就是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当然，我们大家渴望的是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社会不是把我们彼此分开，它把我们从牢笼中、从我这个小而烦扰的天地中释放出来，它让我们作为一个团体的成员，在那里我们不必拼命赶着自己。我已看到中国人民的技能和创造力如何大大地提高了。因为他们无须竞争，或忧虑他们的经济以及他们年老时将会怎么样。他们没有许许多多忧虑，而这些忧虑使生长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的我们负担着，因为他们有人类相互关连的自由，没有恐惧，没有防范。他们都参与比他们自己大得多的事业中去。
    你们许多人没有去过中国，因而你可能觉得有些不知怎样才好。但是，你们不应认为你们无法了解中国正在进行些什么，假若你不能到那里去，你们也不必垂头丧气。中国的消息不是仅为中国，因为它是普遍的。如果我们要听的话，它就在我们周围的天空中播送。这些消息正在表达我们心中的一切：需要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