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文章：《如果尼克松北京之行顺利的话欧洲也会因此获得好处》 [复制链接]

    【本刊讯】英《经济学家》二月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同中国的联系，如果尼克松先生下周的北京之行顺利的话，欧洲也会因此获得好处》，摘要如下：
    下周的会晤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是因为这次会晤可能是推动当前事态发展的三大国的关系作出重大调整的开始，大体上仍处于被动状态的欧洲可能是所发生的情况的受益者之一。要理解尼克松先生有可能到北京去的原因，就必须认识到在过去两年里美国政策发生的巨大变化。美国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他们如何能够有益地同另外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打交道的想法有了变化。
    在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治理下似乎都希望可以同苏联取得广泛的谅解，以便它们都可以比较放手地对付当时看来象是一个革命的中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但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世界继续在前进：发生的两件事使美国人把他们对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
    首先是发现俄国人显然除了同美国取得非常有限的和解以外根本一概不感兴趣。当然他们希望制止中欧和苏伊士运河一带的争论演变为战争；他们乐于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因为他们和美国人都不希望任何别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可能愿意安于同美国处于核平等地位，虽然连这一点还不是十分清楚的；俄国人以陆地为基地的导弹数目差不多已经比美国多百分之五十，看来他们仍然拒绝把他们的导弹潜艇生产数目规定一个限度，他们在导弹潜艇方面明年将赶上美国。但是看来这差不多就是勃列日涅夫为同美国共处所下定义的限度。
    苏联在欧洲政策的主要目的看来很可能仍旧是取消美国军队对西欧的保护，从而使西欧更顺从苏联的愿望。苏联扩张在地中海的力量也是为了同样目的。在过去的一年里，苏联在南亚势力范围大扩展，以 孟加拉战争达到高潮。勃列日涅夫派遣了他的大约四分之一的军队到中国边境去，并且认为这样就可以应付了。看来好象苏联已经得出结论，它有足够的力量在同时反对它的两个主要竞争者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它认为它可以自行其是，并且取得很好的成果。
    现在主持中国政府的是一些富有经验和讲究现实的人，他们认为，在有两个敌人的时候，最好谈判一下其中哪一个敌人的威胁最大。
    追溯这样远的历史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尼克松先生到北京访问的根源所在。如果认为美国已经放弃“遏制”俄国或中国的企图，那就错了。如果认为尼克松的“谈判时代”就是结束在世界上为争夺势力而进行的竞争，那是根本性的错误。现在发生的情况至多是，冷战（这是以除了公开和普遍冲突以外的手段进行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宜的联盟。在一个有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和三号超级大国为了某些有限度的目的联合起来反对二号超级大国，这可能是有益的。
    中美谅解的可能性对于在三个超级大国舞蹈时坐在一旁的两位旁观者也会带来一些好处。一位旁观者是日本，它希望收复在一九四五年丧失给苏联的领土和参加开发西伯利亚。另一位旁观者是西欧，它希望打破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在欧洲内部筑起的壁垒。此外，不仅英国和六国的百分之七的贸易是同从以色列到新加坡的南亚非共产党国家进行的，而且它们仍然绝对依靠从阿拉伯湾经印度洋运给它们的石油。这个地区保持政治稳定可以使他们得到很大的利益，三方均势比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双方斗争使南亚保持稳定的可能性大概要大。但是尼克松先生和周先生彼此变得友好的现象对于苏联对欧政策本身可能起作用，而欧洲人从这种作用中获得的好处甚至会更大。
    在过去的五六年里，俄国人一直是在亚洲实行扩张政策的同时，紧紧抓住他们那半个欧洲不放。俄国分散了他们的兵力，给他们已经效率很低的经济加上了更多的压力。如果尼克松的访问有助于加强中国人反对俄国对亚洲政策的力量，勃列日涅夫将不得不决定他的国家对这样的压力能经受多久。他甚至可能开始感到有点孤独。其结果可能是俄国比较愿意按欧洲人的条件而不是按他们自己的条件寻求同西欧的和解。下周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大陆发生的、因而大多数欧洲人可以无需知道和无需关心的事情。他们对这里也有重大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