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尔著：《印度的对华战争》（完） [复制链接]

（续昨）如果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以前有意改变对华政策，同意谈判或中止执行前进政策，那末，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作出反应，促使关系和缓下来。
    中印边界争端，从一开始就同中苏分裂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激化，成为中苏原则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认为，苏联在中印争端中的立场是从假中立、真袒印一直走到联合美国、公开支持印度。
    从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塔斯社发表声明起，到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止，中苏双方围绕中印边界问题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
    鉴于尼赫鲁的态度，如果当时莫斯科对他施加影响，规劝他和解并放弃前进政策，这番话本来可以起作用。相反，苏联的表面中立只能鼓励印度坚持自己的立场，苏联的飞机更促使印度把前进政策变为现实。这样苏联作为印度的朋友恰好帮它踏上灾难的道路。
    苏联把同印度友好作为它推行争取亚非国家政策的中心一环。对中国的深恶痛绝使它站到印度一边。除此以外，中印、中苏边界问题的相似性也是决定苏联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苏边界问题是帝俄奉行领土扩张主义和十九世纪中国走向衰落的历史产物。帝俄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愿同中国重开谈判，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共产党中国后来提出，尽管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年，中国建议两国举行谈判。对中国说来，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
    一九六○年的中苏谈判刚一开始就失败了。苏联采取了同印度完全相同的立场。用苏联自己的话说，苏联坚持“边界全线都由条约、议定书、地图作出了清楚、精确的规定”，他们拒绝进行全面谈判，“充其量，只能讨论确定边界线的个别地段问题……。”
    印度的措词与此惊人相同，它说：“中印边界是一条以传统习惯为基础、沿着自然地形的边界线，其大部分又由条约和协定所确认……〔印度〕准备讨论有关边界位置的具体争议地点，并在它认为必要时，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
    俄国对谈判的立场可以归结为：“除了我们同意讨论的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这同印度的立场一样，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在中国的邻国中，只有苏联、印度两个大国拒绝谈判，这使人或许认为，其他小国是在胁迫下才同中国达成边界协议。但是谈判的经过和协议内容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合事实的。第四章：边境的战争
    前进政策在西段造成了紧张局势，在东段触发了战争。
    一九六一年印军全面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前沿，改变了两年来由于双方停止巡逻所形成的平静局面。印度政府把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塔克拉山脊说成是印度边界，一九六二年六月间在他们称之为多拉（实际是扯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新的哨所，这个地方甚至连印度陆军地图都标明是中国领土。三个月以后，中国人才为时已晚地作出反应，在附近设立哨所，并向印度提出抗议。中国合情合理地指出，麦克马洪线的换文没有对边界作文字叙述，因此线的位置只能以原图的经纬度为准，不经过双方勘察同意，谁都无权破坏经纬度现状。
    九月九日，印度国防部在梅农主持下开会决定以武力把中国人赶走。到会的军官提到印度军用地图也标明这些地方在中国境内，但他们被告知说，不要管这些地图。军队高级将领顺从地接受文职领导人的意见：中国人不会作出强烈反应。负责前线指挥的三十三军团长乌姆劳·辛格在九月十二日的报告中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地形、气候、交通等不利条件使总部的计划难以执行，他建议印军撤到地图线以南，但他遭到拒绝。陆军司令不相信前线兵力不足，他只担心中国人会在西段反击。国防、外交两部却一致认为，印度的出击将煞住中国的威风，即使印度在西段丢失一两个哨所，也在所不惜。军团长乌姆劳·辛格提出一系列要求，阻挠作战计划的实施。这时，政府的决定早已透露出去，政界对作战计划的迟迟不见诸行动感到不耐烦。梅农和陆军司令决定撤换前线司令，为此需要成立一个新的第四兵团负责中印东段的防务，并物色一个能对作战计划不抱怀疑的人担任指挥。最方便的人选就是正在克什米尔休假的考尔。考尔是前进政策的积极鼓吹者，深信中国人不会做出强硬的反应。他对这个任命求之不得，以为一举成名的机会到来了。尼赫鲁、梅农也把考尔视为天赐救星，有了他，赶走中国人的计划将毫无阻拦地按期完成。陆军司令和印度东部司令深信，只要中国人不反击，作战计划将很快成功。尼赫鲁和梅农深信，中国人不会反击。两者合起来结成一个信念，只要物色到适当的指挥官，便将大功告成。
    考尔率领几名参谋十月四日来到提斯浦尔就职视事，这时第四军团还只是个空架子。五日他来到前线，了解到中国人严阵以待，火力很强，但在发回的报告中他仍然保证在十月十日发动进攻。七日，他来到多拉哨所，感到形势不妙，困难很大，他保证不改变决心，但又说印军打响后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应，他对付不了，因此请求总部调动一切军事和空中力量支援他收复阵地。
    不出所料，印军刚一发动进攻，中国就进行反击，一举粉碎了考尔的进攻计划。考尔的美梦变成恶魔般的现实。他同意下属的意见，应撤退部队到麦克马洪线以南，但他不敢负责做决定。他把指挥权交还达尔维旅长后，就溜之大吉，急电新德里说，局势严重，要求亲自来首都汇报“新的突然变化”。
    十月十一日晚尼赫鲁召开军事会议，听取考尔汇报。会议决定推迟“赶走计划”，但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军队要不要后撤的问题，谁也不敢发表明确意见，不了了之。尼赫鲁、梅农仍然叫喊要把中国人赶走，前线指挥官却认为不能在当地过冬。后方的人员大叫“前进！”前方的人员大叫“后撤！”
    十月中旬，梅农把十一月一日规定为发动进攻的最后限期。考尔十月十八日称病回到德里家中，躺在床上“指挥作战”。
    二十日凌晨，中国人发动进攻，印军第七旅被歼，达尔维旅长被俘。同日，中国人在西段也发动了进攻。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是惊讶和愤怒。它几乎忘记了，是印度军队老早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人会谈。
    印军的失利使新德里一片惊慌。尼赫鲁的威望受到沉重打击，他被迫解除梅农的国防部长职务，由自己兼任。新德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前线，印军撤出达旺，企图固守色拉山口。中国没有追击，反而提出停火、撤军、谈判的建议，前线暂时沉寂下来。印度断然拒绝中国的建议，态度更趋强硬。另一方面，尼赫鲁决定接受美国的军火援助。十月底，印度又洋溢起一片乐观空气，认为困难已经过去，胜利就在前头。
    新任第四军团长哈巴克什·辛格到任四天之后，新德里突然宣布考尔恢复健康，重掌军权。尼赫鲁、梅农死保考尔，不仅为了考尔个人的前途，也为解救他们自己的困境。东线部队进行一系列的调防，部署更加混乱。
    考尔选择十一月十三日在瓦弄发动进攻，作为对尼赫鲁生日的献礼。但是印军一触即溃，退出瓦弄。考尔逃出后，惊恐万状，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
    “我有义务告诉你，敌人攻势凶猛，兵力强大，你必须请求最高当局争取外国军队的支援，否则，我们将无力阻止潮水般的中国优势兵力。这个忠告不是出于惊恐，而是铁的事实。”
    十一月十七日，中国军队由小路迂回到色拉山口的后方邦迪拉附近，十八日发动全面进攻，围歼印军。印军溃不成军，伤亡惨重，一日之间丢失了色拉山口，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向山脚地区溃退。二十日，印度在东段前线已经丧失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军事上，中国完全胜利，印度彻底失败。
    印度的溃退并没有终止。十一月十九日，考尔回到提斯浦尔军团总部，立即决定把总部继续向西撤到一百英里外的高哈蒂，当日下午就开始转移。
    尼赫鲁陷于绝望境地，十九日在议会遭到空前攻击。当晚，他在广播的演说中流露出整个阿萨姆即将被中国占领，印度政府一筹莫展的心情。
    当晚，尼赫鲁紧急呼吁美国出兵干涉，他要求美国派十五个空军中队截击进攻的中国地面部队，并给印度城市提供空中保护。他采取这个重要行动根本没有通知内阁。尼赫鲁死后，印度才从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证实这件事，然后从总理秘书处查到档案材料。
    一群国会议员找到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要他实行总统统治，解散议会，把内阁变成总统的参议机构，让尼赫鲁当首席参议。这个违宪而又不切实际的建议反映出对尼赫鲁的完全不信任，引起了尼赫鲁对拉达克里希南的不满。
    军队处于瓦解状态，必须彻底改组。陆军司令塔巴十九日提出辞呈。尼赫鲁还想提升考尔继任陆军司令，但印度总统不同意。南印军区司令乔杜里就任陆军司令后，立即免去考尔第四军团长的职务。
    阿萨姆行政体系瓦解，促使政府派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去那里进行整理并了解情况。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时，夏斯特里一行到了机场，偶然从卖报亭发现报纸上的头条消息是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后撤。夏斯特里等人立即赶到尼赫鲁住所，见尼赫鲁刚刚起床穿衣。尼赫鲁这时似乎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尽管几小时以前这消息已传到各报馆。这样，印度政府才知道，中国不是侵略，而是进行一场大规模惩罚。第五章：停火以后
    十一月二十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不仅那些相信印度观点的人感到意外，就是深信中国不会侵略的人也以为中国收复全部领土再提出谈判，是军事进展的必然逻辑。可是，这样不仅会破坏中国对一切边界问题的立场，而且会使中印边界成为长期溃疡的伤口。英国前外交次官卡西亚一九六六年回顾这场战争时说，胜利之后撤回原线，“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在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中国追求的是边界的解决而不是领土，军事行动和撤退都是服从于这一总的目标。
    仅仅停火还不足促使印度同意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中国知道，至少几年之内边界现状将不受干扰，印度将无力蚕食或出击。
    就印度军队来说，不成问题，他们只有接受中国的停火。新任陆军司令立即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政客们是另种情况，他们大叫“国耻”，咒骂中国。尼赫鲁处在两难之间，玩弄各种手腕，拖延时间。为了自己国内外的需要，尼赫鲁口头上说继续同中国斗争，拒绝中国的建议，而下达给印度军队的命令却是维持停火，避免挑衅。拒绝谈判，仍然是印度的基本立场。
    根据印度国防部一九六五年发表的统计数字，边界战争造成印军一，三八三人死亡，一，六九六人失踪，三，九六八人被俘，其中百分之九十在东段前线。印度军方估计，中国在东段的兵力是三个师，其中一个师或独立团在瓦弄地区，两个师在达旺、邦迪拉地区，印度的兵力是二十五个营，比三个师略少些，因此中国的兵力大概只占很小的优势，但是印军部署分散，中国在具体战役中总能集中优势兵力。
    经过边界战争，印度同亚非不结盟国家疏远了。国际间出现了新的变化。美苏从冷战走向和解；美国越来越关心亚洲，反对中国；中苏开始严重分裂。印度同中国的对立使它在大国关系的新格局中实际成为双重结盟，既联美，又联苏，共同反华。俄国人并不反对美国对印度提供大量援助，当尼赫鲁把呼吁美国援助事告诉俄国人时，他们表示谅解印度的请求和需要，而且他们自己也加大了援助，很快地成为印度武器装备的最大供应者。但在当时，印度更多是投靠美国。一九六三年一月，印度外事秘书向美国大使表示，愿意同美国进行政治军事合作，遏制中国。美英派出以哈里曼、桑迪斯为首的代表团来印度同尼赫鲁洽谈军事援助问题。美国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训印度人不要胃口太大，照哈里曼的说法：“印度对现代防务的昂贵和复杂性应有现实的理解。”美英还把援助作为压迫印度同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建立联合防务的杠杆。这正好证实尼赫鲁以前的说法：接受军事援助势必削弱印度的一部分独立。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大不如前，战争暴露了印度的虚弱，印度的联美反华使它不再能充当不结盟的领导者，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也削弱了它的国际地位。
    印度政府极力粉饰太平，为自己的失败开脱。尼赫鲁和政府勉强渡过了危机，可是，尼赫鲁在议会和国大党中的威望已经一落千丈，政府变得不确定和犹豫不决。只有防务方面是例外，军队急剧扩充，军费负担猛涨，加速了国内发展计划的失败。
    军队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变化。文人不再敢过问军队内政。政客们对军人发动政变的可能忧心忡忡。尼赫鲁在致罗素的信中提到军人意识在印度的蔓延和军人权力增长的危险。政府拟出了防止军人夺权的方案。在政治舞台上，右派力量明显上升，尼赫鲁走向衰落。梅农谈到尼赫鲁时说：“他垮了，沮丧不堪，他耗费一生精力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完蛋了”。
    边界战争以后，在印度更少听到强迫中国人“撤出侵略”的说法，尽管反对党还想逼迫政府承担这样的约束。前进政策寿终正寝。军队在西段仍建立实力，但只是在中国主张的边界之外，而且是防御性的。只要中国的中央政权不倒，印度就没有指望在北部边界发动有成效的进攻。
    边界上处于休战状态，两国的外交关系不死不活。要过多少年后，印度才可能有人敢于提出同中国修补关系的建议。或许，北京关于以现状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长期建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因此回到老样子，就等于要印度默认自己犯了错误，抛弃它把自己看成是一九六二年中国无端侵略的无辜受害者的牢固信念。这将决不是容易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