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尔著：《印度的对华战争》（内容摘要）（待续） [复制链接]

    【本刊讯】《印度的对华战争》一书出版于一九七○年，作者是内维尔·马克斯韦尔。马克斯韦尔是澳大利亚人，一九二六年生于英国，一九五九——六七年间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同印度军政官员有过广泛接触，对中印边界争执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一九六七年，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问题研究所，研究中印边界历史和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冲突，写成此书。
    本书出版后，在印度引起强烈反应，印度反动统治集团极为恼火。
    本书共四百三十页，除引言外，共五章，现将内容摘要介绍如下：历史引言：帝国的界限
    （作者在这里回顾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向北扩张的历史，说明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英国几次要同中国划界都没有成功。）
    关于西段。一八四六年英国征服克什米尔后，要同中国共同标定拉达克、西藏的边界，中国政府和拉萨都没有同意。英国单方面进行勘察，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这对中国并没有约束力。英国当时认为拉达克同新疆的边界地区是“未知的领域”，定不定界，关系不大。英国官员在以后几十年间对新疆、克什米尔边界线设想过十几个方案，英国政府都没有采纳。一八九九年，英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划界方案（这是英国提出过的唯一方案），主张阿克赛钦地区基本上全归中国，包括新疆通西藏的传统商路在内。中国没有答复，这事成为悬案。鉴于以上，中印西段边界整个没有划定。
    关于中段。英国没有提过划界要求。英国自己认为应该以主要山口为界，可是事实上，山口以南的地区一直在西藏的管辖之下。
    关于东段。二十世纪初期，英属印度的边界线远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脚之下。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上，中方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没有成为协议的一方，这个结论是清楚的，英国政府也承认。麦克马洪的秘密换文是英国背着中国政府搞的，是违背英国自己在一九○六年中英条约和一九○七年英俄条约中承担的义务的。不但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文件，拉萨也表示麦克马洪线换文脱离了西姆拉条约是不能生效的。英国只好不了了之，长期不敢发表这些文件。直到一九三七年，英国才采取篡改文献的办法，把这些文件塞进一九二九年版的旧条约集中，重印出版，代替原版。麦克马洪线从这时起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事实表明，英国从一九三七年起才决心把麦克马洪线当作法定边界。第一章：对撞的方针（作者在这一章叙述了印度独立后，对中印边界政策的演变。印度一步步地走上使两国对撞的道路。）
    印度独立以前，国大党曾表示反对英国的边疆政策。一九二一年国大党决议宣称：英印政府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它对印度的统治，而不是保护印度的边界……。印度作为一个自治的国家，无需害怕自己的邻国……因此呼吁“对印度人民不怀恶意的国家……拒绝同大英帝国签订任何条约”。
    独立以后，国大党改变立场，全部继承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政策，把不丹、锡金、尼泊尔当作藩属，把手伸进西藏。中国进军西藏时，印度一面进行干涉，一面下令进军强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尼赫鲁在议会公开宣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不管有没有地图，这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坚持这条边界，不容许任何人越界”。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定为边界而不直接通知中国的做法，在印度政府内部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孟买总督、印度原第一任外交部秘书长巴志帕伊一九五二年上书尼赫鲁说，印度应主动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因为麦克马洪线在中国看来是英国侵略留下的伤疤，中国可能要采取矫正边界的办法给印度带来不利。尼赫鲁同潘尼迦商议后，拒绝了这个建议，答复说，鉴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印藏协定，很难设想新中国会接受，而如果中国拒绝，印度反而被动。因此，不如等待中国提出，那时，印度干脆说领土已定，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样，印度便决定采取不谈判的方针。（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根据这个方针，印度代表团一九五四年来北京谈判时，小心翼翼地回避谈边界问题。在讨论交通问题时，间接地涉及到边界。中国提案的措词说：“中国同意开放以下山口……”，示意山口以南地区也受西藏管辖。印度虽然认为山口是边界，拒绝了中国的提案，但并没有把问题挑开，而提出一个不涉及山口归属的提案：“商人经由以下山口……”。
    上述情节表明：印度预先知道中国不会接受麦克马洪线，而在谈判中双方的立场也是不一致的。印度以后说，一九五四年谈判结束了边界问题，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真诚的。
    一九五四年协定后，尼赫鲁把单方面确定边界线为已定界的原则从麦克马洪线扩大到整个中印边界。尼赫鲁在给内阁各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同中国的协定，应该认为这条〔北部〕边界是牢固的，确定的，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应在边界全线，特别是可能有争议的地区设立一系列哨所”。
    尼赫鲁采取这个步骤必然把边界问题转化为争执，而争执最后转化为边境战争。
    对照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印双方立场截然不同：中国愿意同邻国谈判确定边界；印度认定边界问题不容讨论；中国承认有未定界，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维持现状；印度硬说边界线已定，并要在所有有争议的地方设置哨所。一触即发的局面已经形成，一场小小的冲突就可以引起爆炸。
    一九五八年印度向中国提出阿克赛钦问题后，两国交换了一系列信件、照会。在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前一年，尼赫鲁在给中国总理的信中已经采取他以后一贯的立场：同中国不存在边界争执，印度政府说边界位置在那里，它就在那里，这是不能谈判的。其次，必须恢复原来的状况（印度一直把它称为现状），凡是印度声称拥有的领土上的中国人都必须撤出。
    这是一种对撞的方针，这是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的，而不是后来吵闹起来的舆论逼迫他作出决定的。尼赫鲁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印度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后，在朗久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尼赫鲁为印度单方面改变边界线的举动辩解说：“虽然总的说来麦克马洪线是确定了的，但在某些地方，如苏班西里地区和另一些地方，这条线不合适，后来，我们，印度政府就把它改变了”，“印度在马及墩地区的边界主张同条约地图线是有出入的”。
    当把地图线标定到地面时，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对边界线做某些调整，但是，这必须由双方共同进行。印度决定单方面调整边界，把印度地图上标明是中国领土的地方也设置了哨所，这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
    在这种场合下，印度发出对越境者使用武力的威胁，在国际法上也是缺乏根据的。虽然每个国家有权保卫边界不受侵犯，但如果对某个地区的主权有争议，那就谈不上为保卫边界行使自卫权利了。
    在西段问题上，尼赫鲁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九五九年八、九月份尼赫鲁谈到西段边界时，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他说，这是个“复杂事情”，“边界是不清楚的”，阿克赛钦的“哪些地方归我们，哪些地方归别人，是有争论的，”“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划定”。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尼赫鲁突然向中国提出一条极为精确的边界线，把阿克赛钦说成是无可置疑地属于印度。
    九月间，尼赫鲁虽然对中国发出了使用武力的威胁，但在内部掌握上还比较谨慎。朗久事件后，尼赫鲁下达的指示说：“我们必须避免冲突，不论大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枪，除非确实遭到射击。”空喀山口事件后，尼赫鲁改变态度，他通知驻外大使说，印度可能需要使用武力把中国军队赶走。
    一九五九年底，中国努力要把边界归属的争论转到讨论解决办法上，以解除边界的危险局势。中国总理建议，双方武装力量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尽旱举行会晤。这个建议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鼓吹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总的主张很相近，国际间以为印度会接受这个建议，其实，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只不过用外交词令来遮掩一番。中国说，双方要维持现状，双方谁在那里·谁就还在那里。印度说，同意维持现状，但要“恢复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就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主张的领土，并开进中国控制的地区。这就使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尼赫鲁既拒绝讨论边界问题，也拒绝撤军和两国总理立即会晤的建议，坚持中国单方面撤出，作为会晤的先决条件。
    印度无力单方面改变西段现状，又需要对付中国的外交攻势，这时它觉得，仗恃美苏两大国的支持，会谈或许是可取的。但尼赫鲁又说，只能“会晤”，不能“谈判”。尼赫鲁的言行早已把文章作绝，除非中国屈服，谈判不会有成果。
    会谈中，中国建议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解决边界问题，随后又提出维持现状，停止巡逻。这些建议都被印度拒绝。会谈失败了，局势进一步恶化。尼赫鲁说，这是因为双方各有一套事实，其实，关键是印度坚持不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第二章：前进政策
    德里会谈失败以后，印度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它不甘于接受现状，也怕使用武力赶中国人会引起战争，留下的一个中间道路就是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人控制的西段地区，见缝插针，由点到线，切断中国的补给线，逼迫中国人撤走。这个政策是荒唐的，是从一个谬误的前提出发的；即以为只要印度不攻击中国的阵地，那末，无论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中国也不会采取对抗行动，而印度一旦占了优势，就可以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
    印度政界和尼赫鲁都开始狂喊同中国开仗。尼赫鲁自欺欺人地以为，印度的地理位置加上美苏英等大国对印度的关切，就能使印度免除外来的进攻。尼赫鲁和他的同僚始终坚信，不管印度在边界上做什么，中国都不会进攻。
    前进政策大大加重了印度军队的负担。军人向政府要军费，要装备，政府都不当回事。政府说，中国不会打，没关系。军队说，中国会打，要准备。军政之间，军队内部之间的摩擦、倾轧越演越烈。使纠纷扩大的主要人物是国防部长梅农和陆军的考尔准将。
    国防部长梅农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引起军人极大不满，陆军司令蒂迈雅愤而辞职。梅农任人唯亲，提拔考尔就是突出的例子。考尔在中印战争及其前奏中扮演一个闯乱子的主要角色。他毕业于英国军校以来，一直脱离作战部队，担任后勤、联络、军事外交等工作，毫无实战经验。他吹牛拍马，野心勃勃。他受到尼赫鲁、梅农的宠信，飞黄腾达。一九五九年由第四师师长越级提升为中将，担任后勤总监。一九六一年又提升为陆军参谋长。新任陆军司令塔巴也是靠他的幕后活动才上台的，他对考尔自然是言听计从。考尔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制造派系矛盾，军队的重要职位大部落入唯唯诺诺的人手里。
    前进政策的思想一九六○年初基本形成，但由于军人作梗，一九六一年底还没有贯彻实施。陆军司令蒂迈雅下台前警告说，在后勤支援一系列问题解决之前，前进巡逻会带来严重的危险。文职人员不予理睬，反而指责军人办事拖拉，胆小怕事。一九六一年，在梅农、考尔的策划下陆军总部大换班，印度政府就不受阻拦地朝着灾难猛冲了。
    德里会谈后，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但边界基本还是平静的。中缅、中尼边界的解决，中巴边界谈判的即将开始，加深了印度对中国的忌恨。
    一九六一年十月，印度攻击中国在西段新设了三个哨所，其实，其中两个，印度根本不能断定是否越过了印度线，对第三个，印度也弄不清是不是新设的。十一月，尼赫鲁召集会议，决定把印度的哨所向西段中国控制的地区推进，军方在下达指示中又把这个决定强化了。前进政策于是成为陆军总部的绝对命令，要下面坚决贯彻。
    考尔完全支持这种进攻态势。前不久，他上书国防部鼓吹说：“制止中国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一步步越过拉达克边界，进行一次打击……例如，我们某个巡逻队如果处于战术有利地位，就不妨来个短促出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一九六一年冬，印度大选快到来了。前进政策一时还造不成戏剧性效果，印度就想利用果阿问题大显身手。收复果阿的宣传运动开始了。尼赫鲁在出兵问题上反反复复，迟疑不决，最后，在美国大使的压力下，几乎又要收回成命，但是，梅农诈说军队已经出动，无法挽回，这才打消尼赫鲁的念头。葡萄牙当局放弃抵抗，使印度轻易取胜。印度的所有军事弱点都被遗忘了。收复果阿的行动被称颂为作战的典范，对处理中印边界争执有很大意义。军队的力量成为大选的一张王牌。尼赫鲁吹嘘说：“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的国防力量第一次成为一支极为强大有效的战斗力量”，中印边界争端对印度“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
    一九六一——六二年冬季，不顾补给供应的困难，印度的小股部队在西段纷纷出动，到夏季时已设立了近六十个哨所。中国也增设哨所同印方对峙，并一再对印度发出警告，而印度却不予理会，认为只要印军表现坚定，中国就无可奈何。
    考尔一九六二年六月视察西线归来时说：“最好在拉达克建立尽可能多的哨所。我确信他们不会进攻，即使我们的阵地不如他们的坚固”。
    曾经斥责反对党是鼓动冒险主义的尼赫鲁也改变调子。他在议会场言：“即使中国人能摧毁我们的某些军事哨所，也不等于我们失败。我们经得起更大的考验，能勇敢地正视他们。”可见，尼赫鲁并不是不清楚西段的局势和印军所冒的风险。
    西线司令道拉特·辛格不赞成把军队投入一场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他向总部报告说：“军事上我们不能守住我们的阵地，更不要说来个摊牌。”根据三年的切身经验，“只要我们不破坏现状，中国不会为边界问题同印度打仗，但是，只要印度的行动稍微威胁到中国的战略公路，中国定会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因此，他建议，当印度在西段的实力还没有达到中国的均势时，应该暂行停止推行前进政策，并把遭到围困的哨所撤回来。他的建议遭到拒绝。总部的答复是：“如果摊牌逼到头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第三章：北京的观点
    （作者在这一章叙述了中国对尼赫鲁政权的基本看法和中国就中印边界问题同苏联的争论。）
    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当作邻国和亚洲的一员，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开始时，这两者截然分开，互相背离。但是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执——使两者又合拢。中国人认为，印度的行动就表现出印度的政治本性，这种本性就是要导致同中国对撞。
    五十年代初期印度继承英国喜马拉雅政策和鼓励西藏分治的事实，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尼赫鲁政府的早就抱有的看法。以后的外交交往、朝鲜战争、万隆会议使两国关系逐步上升，达到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印友好高潮。在广阔的外交舞台上，中国觉得印度新政府还是可以起作用的。
    当民族主义处于进步阶段时，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有积极作用并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这说明，在反帝斗争的初步阶段，被剥削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有效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些政府和领袖必然具有两面性，其进步性可以很快地变为反动性。照中国的看法，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时，尼赫鲁就开始了这种转变。
    尼赫鲁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的行动标志着新德里倒向帝国主义阵营。在这之前，中国并不以为中印边界问题定要比中国的其他边界问题更难解决。尽管尼赫鲁一再声明印度对麦克马洪线所持的立场，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暗示，对西段边界线将持同样固执的态度，这条线五年前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而且同双方实际控制的状况毫不相干。
    北京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国内压力时，对边界问题会采取不妥协的极端态度，因此，从一开始就指出，如果尼赫鲁不能同意谈判使边界问题得到总解决，那未，双方不妨把问题桂起来，留待以后再说，在此期间，双方维持边界现状，也就行了。
    一九五九年底的印度外交文件和朗久、空喀山口两次边界事件表明，印度不同意进行边界问题总解决的谈判，而只同意对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一点或那一点做一两英里的调整，而且连这样的谈判也必须以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地区作为先决条件；不仅如此，印度的行动表明它决心在地面上推行自己的领土主张。这种拒绝谈判而又拒绝遵守现状的态度无异于不同意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国认为印度百般阻挠解决边界问题、蓄意挑起反华和武装冲突的真实原因必须从边界问题以外去找答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尼赫鲁政府面临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深刻的政治危机，因此它需要投靠美帝，利用边界争端在国内外进行反华宣传。
    中国提出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和行动辩护。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始终随印度对中国的行动而转移。共产党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表明：它对其他政府的政策并非从这些政府的性质出发，而是从它们对中国的行动出发。北京的座右铭是：“不问其人，但观其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论阶级性质，阿尤布和尼赫鲁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当巴基斯坦放弃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时，中国立即作出反应，中巴关系走上了平坦的道路。
    一九六○年以后，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开始变化。但直到中印争执深入发展后，中国才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展开公开全面的批判。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一论尼赫鲁哲学”，语调上还是惋惜多于愤怒。二九六二年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发表的“再论尼赫鲁的哲学”，才对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在这个期间，中国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吁恢复中印友好，敦促印度悬崖勒马，重申中国决不关闭谈判之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