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柬民族解放军释放的法记者说：柬民族解放军深得人民支持 [复制链接]

    【法新社巴黎二十六日电】（记者：格扎维埃
    ·巴隆）柬埔寨西北部的暹粒省的亲西哈努克军队把我监禁在丛林中达四十七天后，上星期一终于释放了我。
    七月八日我同一位法国记者莉迪·尼凯斯一起出发想去看看在历史上有名的吴哥窟寺庙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在金边的每日关于军事情况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总是一样的：“越共占领着这个寺庙，寺庙的四周都有大炮，吴哥窟的西部入口处的路上埋着地雷。”
    后来的一天上午，一位柬埔寨军官对我说：‘“越共在三天前撤离了吴哥窟。”
    我立即订购了第一架去暹粒的飞机的飞机票。
    莉迪·尼凯斯同我六月份曾来过暹粒城。在我们再次返回该城时，我们发现这个城市是一个遭到围攻的城市，但是人民仍可以自由地向吴哥窟寺庙的北方来往。在战斗开始时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寺庙之间出现的无人地带显然不再存在了。
    在我们走时，旅馆经理要我们一定在五点开始宵禁前回来。
    由于两名游击队员在我们乘车在离吴哥窟寺庙五百米的戴高乐大街上行驶时逮捕了我们，我们在七个星期后才回来。
    抓我们的人声称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支持者，他们把我们交给另一批游击队员。
    随着时间的过去，原来结合在一起的柬埔寨青年人——他们是六月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暹粒省委员会成立时结合起来的——逐渐增多。在几天中由于人们来来去去，一些没有见过的人出现了。原来见过的人不见了。
    我们随着太阳的出落生活，黎明时起床，太阳西下时就寝。
    最坏的、十分紧张的时刻是飞机造成的。鬼怪式战斗轰炸机、鬼式飞机和携带火箭的战斗机对我们四周的丛林和稻田进行空袭和轰炸。
    我已记不清我有多少次看到一个农民在飞机飞临他房子的上空时赶紧抱起他的孩子，跳进壕沟。在吴哥地区，农民在所有农庄四周都挖了壕沟。
    当空袭离我们太近时，我们也被领入壕沟。
    两周前，对我们来说情况发生了大变，有一天上午我们被带去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两名官员，他们对我们说，他们是省解放委员会的代表。
    他们对我们说，“我们被派到这里来是专门来照料你们的。”八月十六日，莉迪·尼凯斯和阿兰·克莱芝得知暹粒省解放委员会决定立即释放他们。由于我前次同美军和南越军队一起访问过柬埔寨，所以该委员会还未就我的问题作出决定。
    这时，一名荷兰记者约翰·杜尼斯维尔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八月二十日，我的两位法国同事离开的准备工作已就绪。上午七点，我看着他们骑坐自行车走了。
    第二天晚上，约翰·杜尼斯维尔和我得知我们将在八月二十四日获释。
    那天的黎明，我们搭乘自行车来到靠近吴哥窟的地方。同我们一起生活了数周的年轻的柬埔寨人同我们握手并祝我们一路平安。他们脸上带着笑容看着我们离开。
    【法新社巴黎二十八日电】（记者：格扎维埃·巴隆）一位柬埔寨青年
    ——他头上带着用树枝伪装的帽子——在我们被拘留了两天的农庄的院庭里对我讲话。他说，“你在这里看到的军人都是西哈努克的士兵。”他所指的十二名左右的青年人尽管腰上挂着中国手榴弹，肩上背着步枪，但是看上去几乎不像是老练的战士。
    当我第一次被监禁在吴哥窟地区时，他们的人数很少。后来他们的人数逐渐增多。头几天看守我的是十二名左右的年青的柬埔寨人，年龄全不到三十岁。
    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六周后可能已达到一百名。
    通过问他们问题、观察以及在我被监禁后期同他们能进行比较自由的谈话，我知道了他们是从那里来的。其中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都是暹粒省人。
    有些人在战争爆发前是工人。另外一些人是由于游览完全停止而失去了工作的三轮车夫。他们投靠西哈努克最初是出于感情，而不是有了很多的政治知识。
    有一些游击队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的意义。这些人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在为我的亲王打仗。”
    指挥这些人的北越上尉说，游击队有两个敌人：美国人以及朗诺将军和施里玛达将军。
    我看见这位上尉只发表了一次可能被看成是政治演说，他对游击队员谈到了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必须了解的四条义务。
    一名游击队员把这四条义务翻译出来告诉我：
    （一）我要同我国敌人，尤其是美国人进行斗争，来保卫我国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
    （二）我要像爱兄弟一样爱我的首长并服从他。
    （三）我要帮助农民、把我找到的东西给他们并保卫他们，如果敌人有可能危害他们的商品和庄稼的话。
    （四）我要热爱柬埔寨和为我们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而战斗。
    他们对人民的举止是无可指责的。如果他们要买鸡或水果的话，他们马上就付钱。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到另一个监禁地时，一切都收拾得很整齐清洁。
    这样做的结果是游击队赢得了人民的同情，由于他们经常把毯子、盘子以及把在无人住的房屋里找到的其他家庭必需品送给农民，就更加赢得了人民的同情。
    当政府军呆在兵营时，游击队可以穿过暹粒城以及沿着通往泰国边界的道路在全省自由活动。
    他们有汽车，马力大的摩托车，机动脚踏车，尤其是自行车。
    北越人和柬埔寨人之间的关系很好，有些越南血统的柬埔寨游击队员能讲越南话，这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之间不拘泥形式。这位北越上尉和士兵同吃一锅饭，他自己洗碗。
    看来，游击队员逐渐取得了较多的自由而且能更主动地采取行动。当我刚到时，这位上尉一直同士兵在一起。到我离开时，他每天只用很短的时间到这批人中去看看。
    北越人都表现出很高的士气、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我看到一名北越军官被炸伤的伤处还未治愈就离开乡村医院返回前线。
    一位游击队员对我说，“他们总是这样的。”
    尽管每天都有危险，但是亲西哈努克的年轻的柬埔寨人很愉快，生气勃勃。
    他们喜欢开玩笑，最后引起哈哈大笑，而且他们也是打牌的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