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辟了人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二月一日一期刊载本州大学副教授菅沼正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摘要如下：
    整整隔了一年又访问了中国。我是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的邀请，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的一员到中国去的。
    在北京第一聋哑学校的会客室里，刘志兴竭尽全力地在讲话，话讲得虽然不太流利，但是确切的北京音。与其说他在讲话，不如说他在演说。与其说他在演说，不如说他在向你投掷凝固着的语言。
    他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工人阶级登上了改革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我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帮助下，能够说话了。能够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著作了。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中日两国人民团结万岁！”
    这是活了二十四岁第一次讲了话的刘志兴向我们讲的一番话。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奇迹。同这一样，对于患小儿麻痹的孩子们，也用针灸治好了他们的残废着的手脚，这也是奇迹吧。所有这些，对于生活在还没有创造这种奇迹的世界的我们来说，想一想这些奇迹是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决不是一件小事。
    哑吧说话的奇迹，是针灸、发音训练、思想学习三结合的结果，这一点已经清楚了。解放军重新挖掘了中国传统医学的针灸，向被西医专科医生宣布为不治之症的聋哑病开战，大体上已完全成功。从事治疗工作的解放军战士的立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在给别人治疗之前，先在自己身上扎针试验，扎得腿都肿了，走路也困难了，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来自追求某种个人生活的舒适和幸福的“活命哲学”，而是为了向社会主义的建设战线输送健壮的工人。此外在治疗时，患者不单纯是被治疗的对象，医生和患者要一起进行思想学习，先明确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然后才开始治疗。我在这种治疗的方法中，听到了资本主义在崩溃的声音，看到了社会主义在茁壮成长，感到了历史的巨大转变。如果用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可能就是在医疗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这次访华过程中，参观了三个人民公社，即在北京参观了高碑店公社、在上海参观了虹桥公社、在广州参观了沙河公社。无论那个人民公社，都在公社设有卫生院。生产大队设有保健所，生产队配备有卫生员。在那里工作的医生，虽然也有从医大和医专毕业的，但绝大多数是受过短期训练的村里的贫下中农出身的中学或高中毕业生。还有，医疗工作方针是由公社或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决定的。可以说，由于这种阶级出身的成分和革命委员会掌握着医疗权，从而保证了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的贯彻执行。
    这些医生都是半农半医。就是说，既从事医疗，又从事农业。
    以这些医生为中心，培养了生产队的保健员二万九千人。因此，保健卫生人员加在一起共有三万三千五百人，上海市的农民为三百万，平均每一千人（大约二十户农户）就有一个多保健卫生人员。在农村配备着这样的保健卫生阵容，恐怕在世界上是看不到类似事例的。
    如果说上述的聋哑症在病种上是“禁区”的话，那么农村在地理上是现代医学的“禁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的产物。以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转机，开始攻克这两个禁区，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据认为，这一发展将使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懂得，他们应用什么样的方法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制度开战和取得胜利。工人管理学校
    上海的斜土路是位于黄浦江北岸的工人住宅区，居住着一万七千户，八万人。那里有小学十一所、中学五所。我们访问了其中的日辉小学。
    工人阶级通过参加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同时也通过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队和退休工人，管理着学校，领导着教育革命。
    六八年十月，我参加了国庆观礼，听到林彪副主席在庆祝国庆的演说中谈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院校时说：“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日辉小学的情况，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之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进驻日辉小学的工人们，打破了那种有着历史渊源的教育制度，使学校教育、街道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建立了崭新的教育制度。
    校内、校外的教育是根据毛主席的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进行的，即基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育理论从智育、德育、体育三个方面来进行。
    在刘行公社，有两种教师，一种是以教育为主同时也参加劳动的教师，一种是登上讲台的工人和农民的教师。教师和工人及农民之间建立了互相学习的关系。教师和工人、农民以及工农子弟之间有了感情，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这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所发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不仅仅是医疗制度。
    中国整个社会的这种变革，证明它为人类开辟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现代资本主义所建立的和苏联领导人所陷进去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七十年代，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是面临着决定对美帝国主义亚洲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的年代，而美帝国主义企图要“遏制”的中国，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已经有力地打开了“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的大门。我认为，当我们日本人决定自己的态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