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共积极领导人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复制链接]

    【本刊讯】《菲律宾先驱报》十九日在第一版刊登了《特派记者小组报告》七篇连载文章，第一篇标题是：《民抗军叛乱中的政变，乡村处于包围中》，摘要如下：
    今年年初，一批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理论家在菲律宾左派历史中一次最惊人的政变，博得了丹特司令和他的民抗军队伍的效忠。
    他们组织了一个新人民军（它同声誉扫地的苏木隆司令的黑手党式的活动不同），并且使新人民军成为推翻政府的武装斗争的先锋队。
    以前，武装部队对丹特的日益扩大的农民叛乱的大规模镇压只是在中吕宋造成了政治混乱和恐怖这样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
    在军事上，武装部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是非常小的。拉文特遣部队只同丹特的神出鬼没的部下进行了一次交火——在邦板牙省玛描拉葛村。
    丹特本人是菲律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的目标，保安军第一军区的二千名官兵以及告密者和特务网一直在追踪他。但是，迄今为止，他们没有捉住像幽灵一样的丹特。
    丹特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土地改革者，就像塔鲁克、卡斯蒂略甚至或许还有苏木隆本人，在青年时代是土地改革者那样。丹特的敌人把他叫作一个不折不扣的“土匪”，然而，尽管在菲律宾保安军的档案中有他的长篇的犯罪记录，但他得到群众真正的拥护。他在这些地区是一个传奇人物，是一个民众英雄，象征着农民对于可憎的菲律宾保安军和对于同地主站在一边的遥远的马尼拉政府的反抗。
    当他第一次同在马尼拉活动的“知识分子”接触时，他们的思想的改变使他极为钦佩。他把他的权力分一部分给这些理论家占统治地位的一个革命“委员会”。他赞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挂帅”的主张，承认作为新生的菲律宾共产党主席“阿马多·格雷罗”的最高地位和他自己作为军事部队的总司令的某种隶属作用。
    在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的联盟之下，土地革命取得了新的活力。土地革命比拉蒙·麦格赛赛在五十年代初期粉碎了塔鲁克叛乱以来的那些成效微小的日子得到较为广泛的发展。
    民抗军在反叛乱分子的运动中是首当其冲的。在“教授”闯入丹特的生活以前，他只不过是在山区游荡的又一个土匪。自从菲律宾共产党广播说它已开始对现政权的全面战争以后，丹特成了头号公敌，关于捉拿他的悬赏已从三万比索增加到十五万比索——同缉拿苏本隆和塔鲁克两个人的悬赏相等。
    战术方面的争议也是使丹特脱离这些“知识分子”的原因。民抗军最大的本钱一直就是它的机动性。他们从未停在一个地方不动，这就减少了被俘的可能性。可能是由于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式的造反训练的影响。
    毛泽东派坚持说，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战争”应该遵循中国的方式。要首先夺取乡村，然后夺取城市。菲律宾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报》用下面的话重复了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力量从乡村包围城市。首先要把敌军诱入农村，战胜他们，然后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取城市。正是在农村可以找到反动政权的最薄弱的环节，以人民民主力量先从战术上加以包围，然后从战略上战胜它们。正是在农村，人民军可以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及把乡村建成人民民主革命的先进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据地这三者结合起来，这样在农民中积蓄力量。”
    毛泽东派的“包围”理论在中国大陆、古巴，在某种程度上在越南是很有效的。从地理上讲，打拉省处于一个更加适合于举行农民起义的地方。它有一些大的种植园，整个民抗军中队都可以隐藏在那里。西部的耸入云霄的三描礼示峰的山区是进行军事活动的理想地点。乡村居民甚至比邦板牙省的居民更加贫穷，社会各阶层全面地分化了。一方面是有少数的非常有钱的地主，另一方面是数以万计的农民。在打拉省几乎不存在“中等阶层”。
    同工会有联系的旧的民抗军运动设想从两个方面发动攻击——从农村发动攻击，和通过劳工骚动从城市内部发动攻击。但是，同丹特站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分子很早以前就放弃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敌人——“修正主义的”拉瓦集团所进行的那种“议会斗争”。
    自从去年以来，发生冲突的地区改变了。冲突的焦点已从邦板牙省（一向是它的温床）转移到打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