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报道：苏联人民非常尊敬斯大林同志 [复制链接]

    【本刊讯】《纽约时报杂志》八月十日一期刊登了卡姆（他在莫斯科任《纽约时报》办事处处长两年后，最近返美）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五年前，赫鲁晓夫发现自己从苏联的最高统治地位迅速转到莫斯科市外要人别墅区，在那里过流放生活，养花和种黄瓜。目前，赫鲁晓夫已成为默默无闻的人。
    一个朋友（他是研究民主信念的一位学者）说：“关于我国的最令人绝望的事情是，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人，他对斯大林和对赫鲁晓夫有什么看法，他在谈到斯大林时是心怀敬意的，而在谈到赫鲁晓夫时则采取了轻蔑态度。”
    在我旅行（前去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中亚细亚和高加索，明斯克和列宁格勒）期间，我请尽可能多的俄国人对二人进行比较。斯大林总是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受尊敬的人物，一个伟人——是想要变得伟大的一个国家的有威严的领袖。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则被描述为粗野的小丑，吹牛皮的人，是轻率的、浪费金钱的计划的策划者，他如此没有教养、如此不庄重，以致在联合国脱下鞋来敲桌子。人民与赫鲁晓夫的下台并无关系，但是，他赤脚大吵大闹的这种情况非常有助于使他的下台受人欢迎。俄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的丧失尊严的行动是不宽恕的。
    赫鲁晓夫在开明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只在抱有像我那位朋友（民主学者）所抱有的那种想法的少数人中受到重视。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单靠重量进行统治，一个集中的、有很大重量的官僚集团，它压着下面的松散的集团，但却不行动。他们在国内外没有采取大胆的政策，只是采取了消极的行动，在他们掌权以后立即消除了赫鲁晓夫所犯的一些损害最大的农业错误，在去年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在经历了五年的这种统治之后，苏联是什么样子呢？
    苏联报纸刊登的大部分是说教式文章。这些文章不论是谈石油化学工业的成就，还是谈同阿富汗的关系，还是谈业余合唱队的成功，语调是非常自满的，号召一切有关的人继续好好进行工作，为共产主义和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电台和电视的新闻广播是对苏联的赞歌，是对共产党中国的仇恨之歌。在宣布苏联的成就——赢得奥林匹克举重金质奖章或在空间的冒险方面取得成功——以前，通常都要大吹大擂，播音员用一种在报道国王逝世时才用的那种非常庄重的语调讲话。
    在劳动地点和学校，举行必须参加的政治教育集会，举行党及其所属组织的集会，人们必须参加五一节游行、反对苏联敌人的抗议游行和类似的活动。
    这种持久的、从生到死一直进行的单方面的宣传（它并没有由于人们表示不同的意见而缓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俄国人差不多完全失去了政治接受力。在一九六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以前进行的宣传期间，某公司的一位俄国人对我说：“我们得把助听器拿掉才能活下去。”
    因此，永无止境的宣传鼓动产生了世界上最不关心政治的大国。强烈的宣传与阴沉的反应之间的对比是惊人的。
    在一定程度上，目前这个暴虐的、没有进取心的领导看来像是苏联人所有过的最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政府。有独立思想的俄国人说，无生气的和无想像力的勃列日涅夫班子就是俄国人民应该得到的一种政府。
    在讨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时，一个朋友的机敏而漂亮的夫人叹息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利。”
    她的丈夫愤怒地对她说：“只要我们这样看，我们就应该继续得到我们所得到的遭遇。”他说，“我们在政府面前是这样的”——他低下头，模仿顺从的样子，并像犯人那样，把两手交叉地放着。
    对于任何政府的一切政治声明的嘲讽态度是同样流行的。一般的俄国人认为，一切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说谎。他们可能不相信他们自己政府对入侵（捷克）的解释。
    俄国人解释说，政治冷漠态度和冷嘲热讽态度的这种结合是从俄国人对政府的一种态度所产生的。一般的俄国人认为政府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祸害，他们对政府的最大期望是，它将远远地呆在莫斯科，不要过分地密切地注意他在干什么。
    虽然苏联声称创造了一种为了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的新人，但是，实际逃避劳动、劳动效率不高和一心想要取得物质财富的情况是使外国人首先感到非常惊奇的事情之一。
    西方商人和访问者对于下述事情感到吃惊：商业组织的人员过多，手续繁复；工人长时间在工地上坐着而不真正干活；建设装备经常在一个工地上闲置着，而在另一个工地上，工人则显然由于没有这种装备而闲着；有大量的建筑材料堆积在建筑工地上，并常常由于风吹雨打而变坏，但都不进行任何工作。
    苏联民主分子并不把希望寄托在领导改变的可能性上。
    早就对于让自己作一个艺术家感到绝望的一个厌世的老画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的真空里。恐惧除外。它是留给我们的唯一自由——恐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