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对美国的控制（续十） [复制链接]

    根据一九四七年保卫国家安全法案组织起来的“国家军事机构”，并不是一个有工作效率的机构；到了一九四九年，就不得不再作调整。根据一九四九年保卫国家安全法案，“国家军事机构”改名为“国防部”，国防部长的职权获得扩大。除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外，又增设国防部部长助理三人。在另一方面，三军部长均不再作为保卫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改为由副总统参加会议。三军部长只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虽然还有不必经过国防部长即可向国会直接进言的权力，但从三军部长的立场来看，许多方面的权力都已改为间接形式，减弱了许多。
    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权力则提高，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官人数从一百人增加到二百一十人，会议听命于三军的程度减少。
    军事开支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急剧减少，却并没有消除贪污及政治压力问题，不仅如此，军事订货合同签字以前的暗盘反而更见增多。战争期间的一九四四年，全年军事开支有八百亿美元，工业界分享起来，还不太困难，但到了一九四八年，全年军事订货合同只有一百零九亿美元，工业界就必然要争个面红耳赤，你死我活。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之下，三军之间的争夺也是传说纷纭。飞机制造业、造船业、军火工业等等，在军事拨款决定的前夕，竞向三军当局和国会有关方面暗中疏通。其中，尤以飞机制造业为了争取生存，不惜采用一切策略，展开竞争。
    军事开支在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十五亿美元，一九五○年为一百一十九亿美元，所增无多（到了一九五一年才跃增为一百九十七亿美元），这对于中小企业打击最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数中小企业都仰仗于大公司将承包下来的合同，分润一些给它们。由于大公司承建的产量太大、工程太多，消化不了，中小企业还可以吃些残羹剩饭。战争一旦结束，这些中小企业根本不知道如何获得政府合同，又没有多余的财力派出代表常驻华盛顿活动。恐慌一来，它们不得不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佣金的代价，寻找可以设法拉到政府合同的人物。
    多年以来，政府采用了公开招标、刺激竞争，以维持适当价格的办法，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之下，协商的方式比起招标投标的方式更为有效，更为经济；国会于是通过特别法案，准许在某些情况之下，用协商方式议价。国防部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大部分的物资采购订货都是使用协商方式。从款项数额来看，一九四九会计年度的军需采购订货，有百分之七十点二是协商而成。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完全感到排斥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之下，华盛顿出现了一批新型人物，“他们可以运用压力和影响力，操纵政府的决定，而在另一方面，又同各地企业家保持联系。”“他们的做法和说法虽然各有不同，有一点则是共同的。他们同官场老爷们熟稔，有能力谈判交易。”
    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初，是这些“百分之五”份子（各企业用百分之五佣钱的代价，请人在华盛顿拉政府军需合同）最活跃的时期。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开始接到情报，说是包括一些接近白宫的人士在内，正在以“经营顾问”为幌子，享受军需合同的百分之五的佣金，大赚其钱。
    但是，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虽然把“百分之五”份子问题揭露出来，但正如它所指出的：“这些人在表面虽然略微减少，但那不过是一时的现象。”
    （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