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觉悟高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二十八日译载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釜井卓三写的一篇文章，原题是《往昔的悲惨已无踪影》，摘要如下：
    在南京郊外，看得到长江的一片红土丘陵地带，我访问了秣陵农村人民公社的周姓社员。他首先向我诉述了解放前的痛苦的生活：
    ——那种生活真是痛苦啊！做雇农的父亲，有一顿没一顿地捱着，不得已向地主乞求，把我们做孩子的以一日二餐的代价换取牧牛的工作。
    而在地主的眼里，贫农的孩子们就像是驯羊一样地供驱使，稍有不遂，动辄一顿毒打，打死了也只像死了一只狗那样。
    中国的农民，确实是把贫穷和悲惨集于一身地存在着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雇农，几乎完全受着占百分之十不到的地主压榨。地主们占有了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属于贫雇农及中农的土地，不过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而已。佃农们少则要把收入的二分之一，多则要把收入的八、九成交付给地主，而地主则用各种各样的名目向农民榨取金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然而，周君的话题转到今天：“和往昔相比，今天的生活确有天渊之别。我们为了此种丰富的生活而对毛主席感谢，乃是当然的事。”
    周君说：“在中国，经由土地改革，使几亿个没有土地的农民分配到七亿亩耕地，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分到一所原属于地主的小屋，从此有了自己的家。去年，我们从生产队里分到粮食、食油，另外还有现金和副业收入约一千元左右”。
    从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转变到家里有存粮，有存款，此外，还有两只猪，一只以六十元的代价卖了出去，另外一只，则在春节时宰了吃掉。这是何等强烈的对照。
    另外还有一个典型，是上海郊区虹桥人民公社的陈君。
    四十二岁的陈君一家七口，夫妇之外，有四个孩子和陈君的母亲。他家的大女儿已在工厂中工作，次女是中学的红卫兵，正在外出长征之中。陈君告诉我，他“去年的收入是一千二百元左右”，他原本出身贫农，抗战时曾在上海的工厂中做过工。
    我被招待在他的家里共进午餐。
    在谈话中，我曾笑问陈君的妻子：“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她答复说：“我最喜欢的是‘老三篇’，其中尤以《为人民服务》一篇最感喜欢。我在解放前原是个文盲，但学习了‘老三篇’之后，现在已能读它。从文盲变成不是文盲的喜悦，只有亲身体验才会感到。”
    这个女人是生产队里的妇女委员。但是尤使我惊奇的是陈君的年老的母亲口里，也流利地运用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句，中国农村中农民们政治意识的提高，于此也可以想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