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狂轰滥炸大肆增兵都对付不了人民游击战争 [复制链接]

    【本刊讯】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了美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前特别助理施莱辛格的一篇文章，题为《施莱辛格建议我们，恢复我们冷静的头脑并遵循一条中间道路退出越南》，摘要如下：
    我们为什么要呆在越南，这个问题今天只有历史学感兴趣。我们的国家安全也许不致于使我们不得不在整个东南亚划一道我们已经划下的线，但是，既然划下了，我们也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在南越的赌注可能是自己产生的，但是不管怎样，它已成了现实情况了。
    美国的义务的每一步加深，在当时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必须的最后一步；但是，回想起来，每一步都导致了下一步，一直到今天，我们陷进了美国军事战略家们想起就害怕的境地——在亚洲打陆地战，这是任何美国总统，包括约翰逊总统在内，都不想或不打算打的战争。
    认为南越的战争可以在北越决定胜负的幻想，显然是由于对我们自己宣传听得太多所致。我国政府曾一而再地坚持说，越南的战争是明确的跨越边界的侵略，以致于它自己也相信了这一点，认为战争是在河内发动的，因此可以在那里制止。
    但是，最好的证据是，这场战争是在南越内部以叛乱的形式开始的。甚至在今天，在南越的北越正规军人数只是全部敌方部队的一小部分（比起在南越的美军则是一个更小的部分）。我们可能按照李梅将军的天才的方案，把北越炸得回到石器时代去——可是战争仍然会在南越进行下去。把这场战争贬低为只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欺负它的邻国的简单化办法，以及认为只要惩罚这个邪恶的政权就可以结束战争的想法，肯定不仅错认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性质，甚至还有它的军事性质。
    关于认为中国不会加入进来的自信的想法，这些想法是不太能够使那些想得起朝鲜战争的人相信的。
    轰炸北方的目的是什么？很难说出这个目的。据泰勒将军说，“我们从事空战的目的是要改变敌人领导集团的意志。”另一方面，麦克纳马拉部长却说，“我们从来不认为轰炸会打垮北越的意志。”不管什么说法，轰炸的结果似乎是支持麦克纳马拉的。对北方的这种战略，非但没有驱使河内走向会议桌，似乎倒使这个政权的意志更坚强了，使它相信它处在存亡关头，使它更靠近中国，并且使北越的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它。
    轰炸非但没有制止经过十七度线的渗入，相反地
    ——如果我们自己的统计数字可信的话——却促进了渗入。
    我们也不能靠扩增我们的部队——例如从三十万增加到五十万或七十五万——来赶上这种渗入速度。五角大楼提出的游击战中的优势比例是十比一，这就是说，我们每增派十万人的话，敌方只用派一万左右，而还是势均力敌。增派部队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一线优势；它所造成的只是使僵局升到更僵更富于爆炸性的程度。确有理由认为，敌方根据它自己的方式可以敌得过我们的每一步升级，一直升到核战争的程度。
    八月二十二日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现在军人很清楚的是：在越南靠轰炸不会打赢”。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题目。为什么我们不久前才不抱空中力量万能的幻想的军事领导人，受到认为战争可以以低廉的代价打赢的非军人的如此的重视？如李奇微将军所说，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单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制止一支亚洲军队的供应线。……”如果空中力量在地形比较开阔和密集的朝鲜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对在越南的山丘和丛林中穿来穿去的游击队，怎么可能有人认为它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呢？
    当然，轰炸的幻想既适用于北越，也适用于南越。战术轰炸——直接支持地面行动的轰炸——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认为战略轰炸可以制止游击队的想法却是违背经验的。
    曾经成功地策划了英国对付马来亚游击队的战斗、后来担任英国驻西贡顾问团团长的汤普森强调说过，防御的部队必须以跟他们的敌人“一样的因素”进行战斗。他写道，反叛乱“就象在死胡同里对付一只雄猫。放一只凶恶的大狗进去并不管用。狗也许找不到这只雄猫；如果找到了，雄猫可能跑到树上去了。解决的办法是放一只更凶恶的雄猫进去。”
    哟！我们没有更凶恶的雄猫。我们在越南的反叛乱活动已经减弱，而我们的轰炸机则在那个倒霉的国家上空轰鸣，每个月投下的炸弹的吨数比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每个月在整个欧洲和非洲投下的炸弹还多。就在前几天，我们的炸弹炸死或炸伤了湄公河三角洲一个村子里的一百多老百姓——这都是根据认为那里有大约六十人的两个越共排的怀疑造成的。即使越共（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当时仍然在附近——实际上他们并不在——军事上的得利难道会超过人道和政治的损失？
    伤脑筋的是，我们打的是一种战争，越共打的是又一种战争，我们用的是Ｂ—５２、军舰上的大炮和燃烧弹，越共用的是机关枪、伏击和夜间突袭。威斯特摩兰曾诉苦说：如果我们能使越共站起来打，我们就可以猛轰他；当他们偶尔升到地面上来试图打我们打的这种仗时，我们也确实猛轰他们。但是他们又溜回了阴暗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已接近取得某种最后军事胜利。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把他们赶到地下
    ——在那里他们可以恢复力量，而我们的凶猛的大狗跟不进去。
    就我记忆所及，西贡的官员一直在报告说越共的士气在下降；目前已不需要认真看待这些报告。我不晓得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越共不具备再在地下打二十年的政治上和感情上的保证。
    海军陆战队司令格林将军曾精明地说过，“我的感觉是，你可以把南越的每一个越共和北越人都杀光而仍然输掉这场战争。除非我们在民政行动中取得成功，否则我们就不能实现我们已确定的目标。”
    目前正在把很大一部分热诚和才智投入到建设计划中去，但是，只要敌人可以这样安全地在南越的这么大一部分地方来来去去，只要真正的社会改革计划威胁到西贡政府和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建设的前景是靠不住的。总之，作为伸手向我们要求资源的国家，这些绥靖计划毫无办法地被破坏计划所胜过。毫无疑问，美国——尽管它很聪明——本来是可以想出比目前正在发生的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国家更好的办法来对付游击战的。如果从肉体上消灭是我们“保护”一个国家对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好办法，其它国家看到我们在越南造成的破坏之后，怎么还会希望美国来保护呢？
    与此同时，我们在越南兵力集中的程度正在其它有民族利害关系的地区勒索着可怕的代价。在国内政策方面，由于越南每月要吞下十五亿美元，一切都陷于停顿状态。
    我们在国外也付出了代价。我们的盟国看我们朝着同中国交战的路上前进，自然而然地躲开。在我们轰炸（越南北方的）油库后，赖斯顿写道：“世界上现在已没有一个大国支持约翰逊先生在河内和海防的最新冒险。”
    升级机器的胜利是得到我们据以作出决定的错误情报的帮助的。我们的关于越南战争的统计数字的假精确是最欺骗人的。毫无疑问，电子计算机化的军事机构是要求数字的，但是，以死去的越共的“尸体计算”为例，就包括天晓得有多少无辜的局外人，而且几乎可能是最不可靠的。关于敌方兵力的数字是根本无法回答的，至少对依靠报纸的普通公民是如此。
    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政府对许多它装得了解的事情恰恰一点都不了解。它不了解这些事情并不丢脸，因为种种事实很难捉摸，作出判断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它竟然装得了解它不了解的事情——并且竟然把它自己的无知作为确实的东西告诉美国人民，这肯定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它竟然让一个国家在非常含糊和靠不住的基础上执行一项有最大危险的政策，那就更不能原谅了。
    因此，我们现在正专心地在扩大战争的路上走着
    ——甚至不惜使美国在越南的伤亡人数成倍增加和加深美国在国内外的麻烦；甚至不惜冒使我国陷入亚洲大陆一场毫无希望和没完没了的冲突的危险（这场冲突是超越有效使用我们的国力和超越我们的根本利益范围的）；甚至不惜冒发生核大战的危险。
    为什么美国政府感到一定要付出这些代价和冒这些险呢？在我们的政策后面盘旋的是一个更大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越南的战争不仅仅是越南人之间的局部性冲突，而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一场决定命运的意志的考验。
    关于我们在越南的真正敌人是中国这一提法是扩大战争政策的根据。……
    难道就没有摆脱的办法？是不是只有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毫无秩序和丢脸地退出这两种办法？当然，我们的政治手腕还没有破产到这种程度。我认为，如果有决心，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仍然是可能的。而走这条路首先必须作出决定使战争停止扩大化和美国化——限止我们的部队、行动、目标和措词。不要再增加轰炸的地方，不要再增派军队，不要越来越强烈地宣告文明的命运将在越南决定，让我们恢复冷静看看局势的实际情况：这是一场共产党游击队试图为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中国人在南越建立专制制度的可怕的内战，这些共产党游击队过去受到河内热情的援助，目前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河内指挥的。我们应当明白，这方面最终的问题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我们应当根据我们谋求的目标改变我们采用的手段。
    现在开始使战争逐步降级还不晚；缩小我们的军事活动也不会损害我们的国际影响。法国在戴高乐撤离阿尔及利亚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苏联把核导弹撤出古巴也没有受到有持久性的损失。而这里所推荐的逐步降级政策，当然，多少比撤退还差得远。
    逐步降级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有决心执行的话……这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任意滥用力量、陷于逐步升级机器的磨碾齿轮里、一心一意认为在越南的敌人是中国的美国政府，如果内部不发生巨大的变动是不可能改为逐步降级的。
    今后若干月中，美国的问题将是约翰逊总统的领导是不是有足够的弹性和忍耐力以便可以使政策方向发生变化，以及把看来是日益加速向一场巨大和不必要的灾难前进的趋势制止住。